云南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，开远、禄丰腊玛古猿和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，证明从猿到人的进化曾经在这里展开。元谋、滇池、洱海地区大量的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，证明云南进入了原始社会，并和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剑川海门口遗址说明早在公元前1100多年前，云南的部分地区已开始使用青铜器，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，逐步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。公元前286年左右，楚国将军庄跷奉命率军溯沅江而上进入云南，征服了以“滇”为首的劳浸、“靡莫之属”，统一了滇池地区，当了滇王。他们带来了新的技术、文化，促进了云南的发展，滇池地区进入到奴隶社会。
秦代修“五尺道”，在云南派官“置吏”，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。西汉武帝时设益州郡，东汉在今保山设永昌郡，对云南的统治进一步深入，我国在云南西部地区的疆域已大体奠定。秦汉时期的云南，青铜器广泛应用，经济有较大发展，江川李家山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两千多件青铜器、滇东北朱提（今昭通、鲁甸一带）、堂狼（今东川、会泽、巧家一带）地区的铜、银冶炼和制造，在全国享有盛誉，滇西地区的丝、麻、棉织品也较为发达，商业交换有较大发展，滇中、滇东北和滇西地区已经进入了奴隶社会。尤其是中国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，促进了云南与东南亚、南亚的对外联系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今云南、贵州和四川西南部被称为“南中”。三国时南中部分奴隶主贵族据地自雄，诸葛亮为了“北伐中原”，亲率大军，5月渡泸（今金沙江），平定南中，并调整郡县建置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，发展云南经济。西晋时云南改设中央直接统治的宁州，为当时全国十九州之一。这时云南广泛使用铁器，实行移民屯田，滇中、滇东北等地出现了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。南北朝时期云南在爨氏的统治下，与刘宋等封建小王朝维持着密切联系，社会相对稳定，经济文化相对发展，此后不仅“户口殷实”，“收获亦与中夏同”，而且留下了被誉为“神品”的《爨龙颜碑》和《爨宝子碑》。正是这一时期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，形成了“西爨白蛮”、“汉裳蛮”、“松外蛮”、“洱河蛮”等白、彝诸族先民。
隋代消除割据势力，云南重新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，唐初继之，基本上恢复了汉晋时期的郡县规模。公元707年，唐朝击败南侵洱海的吐蕃扩张势力，立铁柱以纪功，公元738年扶植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，册封波罗阁为“云南王”，云南和祖国团结统一的总趋势进一步向前发展。南诏时期的疆域东接贵州，西抵伊洛瓦底江，南达西双版纳，北接大渡河；东南界今越南，西南界今缅甸；西北与吐蕃为邻，东北与戎州（今宜宾）相望的广阔疆域。南诏内修制度，筑拓东城（今昆明），建崇圣寺三塔，发展经济，文化上积极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，云南范围内各地区、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。公元879年郑买嗣杀南诏王建“大长和” 。927年杨干贞建“大义宁”。公元937年，段思平联络三十七部灭大义宁国，建立“大理国”政权。大理国政权基本上承袭了南诏以来的疆界，行政区划设有八府、四郡、三十七部，实行封建农奴制专政。大理国政权在云南的统治基本与中原的宋朝相始终。大理王向宋朝称臣纳贡，其首领先后被宋朝封为“云南八国郡王”、 “大理王”等，并成为南宋王朝抵御蒙古贵族西部战线的助手。大理国政权始终保持着对宋王朝的臣属关系。所谓“宋挥玉斧”弃云南于不顾的说法，并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公元1253年，忽必烈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入云南，灭大理国，1260年，设“大理国总管”。1274年，忽必烈选派富有才干的回回人赛典赤，来云南建立云南行省，任赛典赤为“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”（相当于今省长），治中庆（今昆明）。云南行省下置路、府、州、县，由行中书省直接委任官吏管理。云南行省的建立，使云南完全纳入了元朝的统一治理范围，开拓了云南历史的新局面。从此，“云南”一名便正式作为行省一级的机构出现在历史上。赛典赤在云南建“民屯”，修水利，兴儒学，改善民族关系，云南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农牧业逐步由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转变，以银、铜为主的矿冶业成长为重要的支柱产业，云南银课、铜课居全国首位，占全国课税额的一半以上，昆明成了《马可.波罗行记》中所描叙的“工商甚众”的大城，民间主要以贝为币，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但是此后元朝又封也先贴木儿为云南王，1290年封皇孙甘麻剌为梁王，云南王镇大理，梁王管辖全省，云南实际上存着行省与诸王府两套政权，大理段氏又乘机割据滇西，行省已形同虚设。加之各地农奴主、奴隶主乘机叛乱，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损失。1363年红巾农民起义军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，一度由四川进入云南，打击了元朝封建主在云南的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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